逝者为大，逝者可敬——年年“安息”的祷告，岁岁焚香的坟头。
一抹思念长存，捧一掬泪，打破那死寂一片，问：魂兮，在兮？安兮？
为和平立碑，碑下万千信徒，凝望，盼“和平”归来？载“和平”入史？
不仅为纪念，更为“祭奠”。

和平已死？或和平已死。
作为一种关系的理想化，和平，人类永恒的求取。先人借它构造了历史，在与“战争”共同充盈的史册里，它总是那么圣洁，完美，众望所归，以至于“战争”被映射的总是罪恶，肮脏荼毒生灵。
事实又的确如此，人类对“和平”的热衷一向几乎“溺爱”，尽管“战争”时刻出现，但它的出现根基于人的被迫。发动战争者，不是为维护国家永恒不衰，就是满足人民之所欲，或是自身过激的“民族自强感”。
“人之初，性本善”。人类潜意识下还是时刻憧憬和平的善良。“不战而屈人之兵”也为“善之善者”，这种“和平速胜论”历来成为古代兵家的宗旨：诸葛亮北伐不断，“好战”源于白帝城托孤的“枷锁”，降敌作为首选，一直取代“下城”。
多少场和平谈判，胜者以“威震四海”自诩，败者以“黎民百姓”自安。一纸降书，避免了国家的灭亡，各处会谈湮没了战争的萌生。
和平已死？然而，和平，是否又有它独有的本质？作为人类动乱后的精神寄托，作为姑且对现实世界的聊以自慰，战争后的调停者，往往将和平抬升为一种形式，而非实质。

用死者掩饰“罪行”，其罪更罪。
人类善化了“和平”，却又罪恶了“和平”。作为“悲剧”，和平承受了太多。本质已亡，人类却不以为“和平”已死，形式的沉重令其有何荣耀，何以延续？
血祭的祷告，刻在碑上，祭奠这人类的宠儿——和平。
我愿和平真死，我愿和平的死，换来本质透彻的“原生态战争模式”。
我愿和平死得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