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爷爷的怀里，便知道了粮食对人的重要。吃饭的时候，看到我们兄妹扒饭丢饭粒，爷爷总是心疼地一颗颗捡起来自己吃，并给我们讲述他年轻时缺粮少米的日子：“我娃，爷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你祖公哪养得活你爷，早就送到地主家放牛讨饭吃去了！那时一斗米能买一大坝田呢！”后来，父母的唠叨里也常常提到那个饥饿的年代：三年自然灾害不知饿死了多少人，那些险些饿死而又活过来的人们自然对粮食格外珍惜。

我能记起的只是大集体最后那年分粮的情景。父亲和母亲都是队上的好劳动力，一共挣了400多个工分，可是一整年下来也只能分到1000多斤稻谷，这已经是家里分得最多的年份了。听母亲说，往年最多只能分到800斤稻谷，掺糠就掺糠，掺稗子就掺稗子，一年到头总吃不上几顿白米饭。我还记得队长三狗大爷笑眯眯地把队里剩余的几十斤苞谷让寨子里最穷的那几家背回去的情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山寨的人们欢天喜地地将集体田地分了又分，我家也分到了一亩水田和几亩旱地。父亲和母亲为此高兴得有好几夜都没合上眼。

当人们满怀热情开始打理自己的土地时，一场罕见的灾害却悄然降临，饥饿又一次来袭。靠着国家的供应和救济，我们才艰难度过了吃蕨粑和野菜的日子。直到1984年，风调雨顺，我家终于迎来了一个丰收年，全家人靠4亩地收了3000多斤稻谷，比集体时多了近四倍。从那时起，家里总算开始能吃上白米饭了，这是爷爷那辈人从未想过的好日子。

1992年，我到县城读高中，在城里听说杂交稻种能增产两倍，就省下半晌钱、半信半疑地跑到种子公司询问。好心的阿姨帮我装好了稻种，并再三嘱咐要按科学方法种植。我用笔记本记了整整两页，兴冲冲地赶回家向父母讲述。父亲却怎么也不相信：“老子几十年都是栽一把秧子，哪根秧子能结出好谷子？还要栽两次，又麻烦又费时，一根一根怕是要栽到别人收谷子。”我软磨硬泡，还把报刊上关于杂交水稻增产的报道给他看，他才勉强同意买了4包稻种。我特意请了几天假，在家帮父亲搭了个简易的育秧棚。

那年的秋天，我们的稻田迎来了从未有过的大丰收。看着成堆的稻谷，父亲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次尝试不仅让自家摆脱了温饱问题，更带动了整个山寨开始采用新技术、新品种。从此以后，科技改变命运的故事，在这个偏僻的小山寨口口相传。